对北京松下部品劳动纠纷的调查

维权行动凸显工会力量

——对北京松下部品劳动纠纷的调查

本刊记者 周静

编者按：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工会组织如何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手段建立健全维权机制，引导职工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构建共担风险、共迎挑战的和谐劳动关系，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机制中，更好地凸显出工会组织的特点和优势，是当前形势下工会组织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朝阳区劳动纠纷调解工作联动机制成功经验来看，工会组织只要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协调与合作，敢作“职工代言人”，甘为职工做实事、谋利益，就掌握了工作主动权。

今年2月份之前，在北京松下电子部品公司工作的张建国，并未预料到担任公司管理部副部长与另外一个身份——企业工会主席之间，存在着如此激烈地冲突。

工会作用被忽视

长期矛盾集中爆发

1998年12月，张建国来到中日合资企业北京松下电子部品公司（后改为日方独资），从高周波部（即生产高频设备的部门）科长到管理部副部长，张建国在松下部品公司工作了十来年。

2008年4月，张建国被选为新一届工会主席。2009年4月18日，张建国面对记者时回忆，一年前他也曾对兼职工会主席有顾虑，但他当时想：“既然大家选我了，那就好好干呗，这也没什么难的。”

他认为不难，是因为工会和管理部工作并不冲突，而且，工会要办什么事，只要有法律或政策明确规定，与一贯严谨的日本人沟通并不困难。上任以来，企业工会组织职工出游、开展文体活动，或者慰问困难职工、为职工办理互助保险，都能得到企业的支持。

但是从2008年9月开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公司订单数量急剧下降，张建国这两种身份也不再那么和谐了。

张建国对于将有大量职工离职早有预感。“不光是我，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效益不好肯定对每个人都有影响。”2008年12月，在有关会议上，张建国果然听到总经理佐藤仪行说，要制订有关“离职”的补偿方案与员工协商。

最初，作为管理部副部长兼企业工会主席的张建国，参与制订了这个包括他自身在内、涉及到811名职工“离职”的方案。他说：“当时我下了不少工夫，查阅了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资料文件，并咨询了多名律师。”

按照张建国的方案，除了法律规定的补偿，照顾低收入的职工，对于离职职工补偿金计算的基数应该不低于公司的月平均工资；考虑年龄因素，同时参考其在企业的工龄，对于患大病、单亲、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适当给予救助等。

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方案制订再没有让中方人员参加。

2009年2月初，在全公司范围的数次“朝会”上，总经理开始“吹风”，职工从会上知道了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即将为“自愿离职”提供补偿的想法。张建国知道，方案应该已经定型了。

这时候，张建国发现自己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企业确需进行经济性裁员的，必须与工会充分协商’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企业与职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绕开工会怎么办？”另外，即便张建国知道了这个方案的存在，但在方案正式出台前，与企业有保密协议的他无权将方案通知工会。

和张建国一样不知道最终方案具体内容的职工们不可避免地焦虑起来，而张建国只能默默旁观着。

难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2月20日，公司将《自愿离职实施要领》告知工会委员会。和想象中的具体方案不同，工会委员只看到补偿原则，没有具体数据。张建国说：“这就相当于只告诉你今天晚饭有五个菜，但还是不知道具体菜量有多大。”当然，工会也没有无所作为，2月20日，工会聘请了专家为职工提供咨询，工会委员会在2月23日提交了关于方案的具体意见，提请公司研究。

听说公司与工会在谈方案了，职工们纷纷过来打听。“我们说也不知道具体方案，根本就没人信。”张建国很无奈。

“这之前，我也跟总经理说了，希望他能够公布具体方案，哪怕用布告的形式公布原则性方案，都比什么不说强。”总经理佐藤考虑的却是方案一旦公布就不能更改了，所以要等方案确定后再进行公布。而且佐藤对自己的方案很有信心，“我相信我能说服工人”，张建国这样转述佐藤的话。

就这样，2月25日下午，公司召开职工大会，由日方总经理佐藤公布了离职补偿的方案，并表示职工有自愿选择的权利，也可以不离职，将来可能会安排到位于密云县的分公司。

由于职工对于具体补偿方案有不同的理解，和其他一些意见，在场职工情绪激动，一片哗然，场面开始混乱起来。

张建国说：“有些职工平时就对工资不满意，这次补偿金计算下来，有拿三十几万的，有拿四五万的，职工心里很不平衡。再有就是长期积累的有关住房、升职方面的矛盾，都爆发出来了。”

职工自发维权失败

工会强劲出击维权见效

张建国说：“我不赞同用不理性的形式维权，也不支持他们提出缺乏法律政策依据的不合理要求。但让我为老板出主意来压制职工，我也决不会去做这种事。”

2月25日下午，就在张建国面对混乱场面深感无力的时候，东湖街道、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工作小组等相关职能部门先后赶到了现场。

由朝阳区总工会副主席石燕秋带队，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和区劳动纠纷调处中心有关人员组成的工会工作小组在此后十几天一直在北京松下电子部品公司现场，指导监督企业工会开展协商工作，并通过工会分会和21个工会小组收集职工诉求，解答相关问题，为职工提供咨询服务。

在设立于朝阳区职工服务（帮扶）中心的朝阳区劳动纠纷调处中心，调解员冯陆宁向记者说：“应该说，企业方拿出来的补偿方案确实远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并不违法，但是他们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工会组织的作用。实际上，所谓自愿离职的补偿方案，就是一种变相裁员。”

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主任张恒顺曾在现场为松下部品职工解答问题，他说：“我认为，这件事上存在企业方认识的误区。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其实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企业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不能认为只要补偿高于法律标准就行了，应该通过工会和职工充分民主协商。”

石燕秋说：“当天职工情绪比较激动，上百余名职工将日方总经理佐藤等围堵在办公室里。从下午的职工大会一直到夜里十一二点，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在这期间，12名职工自发组成的“维权委员会”，提出每为企业工作一年应该得到两万元补偿金，将企业剩余的中方福利金按工作年限平均分配。

一方面，工作组在现场与职工对话，和企业、工会了解情况，尽量稳定局面，劝说职工回到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工会始终坚持依法维权，协商解决劳动纠纷的原则，并认为这12人组成的维权委员会未经合法程序选举，无权代表全体职工与企业对话。

到了3月3日，临时成立的维权委员会宣布解散。张建国说：“这时候，由企业工会出面对职工进行正面引导的时机出现了。”

3月5日，在区总工会和东湖街道工会参与下，工会委员、分会主席、工会小组长参加的公司工会委员扩大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各分会和工会小组充分发挥作用，引导职工依法维权，并通过工会组织渠道反映自己的诉求。同时，日方也拿出了具体的方案。

3月6日，资方补偿方案和工会近期所做的工作，通过工会小组传达到全体职工当中，并及时收集职工的意见。至此，北京松下电子部品公司的混乱局面得到有效控制，公司生产经营逐步正常。

3月9日，对职工提出的66条意见，企业工会委员、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律师和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进行了逐条梳理，归纳出协商方案。当天下午，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方进行了6个小时的沟通和据理力争，资方最终同意对经济补偿方案进行重新修订，工会为职工多争取到了1800多万元的补偿金。

这1800多万元里面，有1000万元是依照法律规定对2004年以来的企业加班费计算方式进行更正的补偿。另外800多万元用于对年龄不大、工龄长、收入低的职工进行补偿。这部分是此次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职工诉求最集中的方面。

如果职工原本能拿到四万元的补偿金，现在就能拿到六七万。”张建国说。

经济补偿中的主要部分解决了，剩下的，就是针对一些生活困难和处于医疗期、“三期”女职工的个案问题。张建国说：“事先我们觉得这些问题谈起来难度会有些大，但佐藤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一点，还是比较讲人情味的。”

3月16日，经过修订的离职经济补偿方案在北京松下部品公司开始分层次公布，从管理层到工会小组长再到一线职工，绝大部分职工情绪平稳，接受了这个方案。

现在，张建国手头的管理部工作和工会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除了一名司机因加班费问题提请劳动仲裁以外，北京松下电子部品公司的其他职工都同意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工会负责承办的38名困难职工的补助款已经在3月26日以后陆续转账。每人6000元的医疗保险办理也已完成，保单正在陆续转交给每位职工。

联动机制是关键

争取职工权益最大化

站在朝阳区总工会的角度，这次劳动纠纷的化解，是多方配合、上下联动的结果，特别是劳动纠纷调解工作联动机制起了关键作用。

其实，就在石燕秋带队做职工工作的同时，和她同属劳动纠纷联动机制领导小组的“老朋友”——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徐宝荣、区司法局副局长廖春迎也都在各司其责。据石燕秋介绍，区司法局和劳动局主要负责政策把关和政策法规的宣传咨询服务，以及监督资方修正补偿方案。劳动部门还在该公司设立了再就业咨询处，开展再就业登记，积极为职工推荐就业岗位，组织有求职意愿的职工进行面试。“市、区、街道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和努力，给工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造了条件，使工会组织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劳资矛盾，为职工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由朝阳区总工会、区劳动和保障局、区法院、区司法局共同建立的劳动纠纷调解工作联动机制于2007年6月21日正式启动，区劳动纠纷调处中心也在那时成立。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发展，朝阳区劳动纠纷调解工作已经形成了多方联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

石燕秋说：“我们不光是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要为像松下公司等守法经营的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劳动纠纷调解工作联动机制，加强街乡层面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加强工会调解队伍建设，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引导职工与企业共度难关，同时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尊重职工的合法权益。”

事后，朝阳区总工会召开研讨会，关于各级工会如何应对企业用工中的问题，形成了指导意见，而劳动纠纷调解工作联动机制的有益经验有望于近期内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这样的机制、这样的案例，应该引出我们更多的思考。事实证明，企业在处理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时，工会组织的作用不可替代、地位不容忽视。而工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从哪个方面入手，如何掌握工作中的主动权，在劳动纠纷发生前进行化解，需要工会在工作机制上和工作方式上更多的创新。化解劳动争议需要多方合力，这已经是社会共识，具体如何和其他部门联动，工会组织在联动机制中处于什么位置更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朝阳区联动机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工会博览》五月一日)